造林理水 修山补海——福建生态文明建设侧记(18)

我觉得，如果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看，福建人创造的全国最高森林覆盖率存在很多问题，树种单一，层次单调，缺乏生物多样性，容易发生病虫害，水土保持能力弱，等等。但是换个角度观察，把马尾松和杉树看成一种木本作物，归属农业部门管辖，我们就不会苛求它们产生多大的生态效益。实际上，松树、杉树、桉树、毛竹等经济林，与油茶林、茶山、果园、稻田一样，都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农业景观。茶园也造成水土流失，但没人反对，只是建议改善。人工林的不足，解决之道也在于提高生态质量。

把福建的人工林看成一种农业景观，如此恢弘的人工生态系统，犹如群山间的千级梯田，海湾中的万亩浮筏，同样值得人们惊叹。我想，生态文明的概念，本身就意味着以人类为主体，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同时，强调人类应尽的生态责任，追求健康、可持续的生产与生活方式。生态文明是我们应对生态灾难的利器。

1942年秋天，中国的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。35岁的张木匋远离前线，在河田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。山区的夜晚十分宁静，孩子已经入睡，妻子在里间另一盏煤油灯下抄录资料。他简单开了个头，然后回忆白天见到的情景，充满感情地描述自己工作的环境：

“四周山岭，尽是一片红色，闪耀着可怕的血光。树木，很少看到！偶尔也杂生着几株马尾松，或木荷，正像红滑的癞秃头上长着几根黑发，萎绝而凌乱。密布的切沟，穿透到每一个角落，把整个的山面，支离碎割；有些地方，竟至于半山崩缺，只剩得十余丈的危崖，有如曾经鬼斧神工的砍削，峭然耸峙。再登高远望，这些绵亘的红山，仿佛又化作无数的猪脑髓，陈列在满案鲜血的肉砧上面。在那儿，不闻虫声，不见鼠迹，不见栖息的飞鸟；只有凄怆的静寂，永伴着被毁灭了的山灵。”

这样一幅凄惨荒芜的场景，让人怀疑置身陕北的黄土高原，然而，他描述的是武夷山脉南段。张木匋是农业土壤专家，湖南醴陵人，祖籍福建永定，留学法国蒙伯利埃大学农学院和图卢兹大学归国，此时担任福建省研究院土壤保肥试验区主任一职，带着妻子李水影和儿女定居在长汀县河田镇。李水影与张木匋一同留法，在蒙彼利埃大学学习艺术史，但小镇不需要艺术，所以她协助丈夫进行土壤保肥的工作。所谓土壤保肥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水土保持。从1941年开始，国民政府先后在福建河田、甘肃天水、陕西长安等地建立水土保持试验区，恢复生态。张木匋是我国现代水土保持事业的先驱之一。

回到1942年的河田镇，在这篇名为《一年来福建省研究所工作概况》（刊载于《福建水土保持》1990年第3期）的文章中，张木匋继续写道：

“总计河田全境，面积约10平方公里（原文如此，疑有误——引者），十分之六为丘陵，已全部被毁灭了。耕地面积约六七千市亩，六分之二，化作荒地。而祸患深刻的三大溪流，尤不断地推载泥沙，拥入田野。数十年后，溪岸沙丘，将无限制地扩展，河田市镇，恐怕也将随着楼兰而变成了废墟……”

河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生态灾难？张木匋的回答是：“起于山地被覆植物的消灭！”他们在河田进行的工作，主要是筑坝拦沙、培育草丛、植树造林。最重要的是找到能够适应恶劣环境又有经济价值的树种，让农民自愿种植。他进行了很多栽培试验，特别是河田本土的植物如黄栀子、胡枝子、杜鹃、灰木、马尾松、黄檀、乌桕、枫杨、柠檬草，制定采籽育苗的计划，垦荒种植。

谈到福建的生态，许多人以为只是近半个世纪、顶多近百年出了问题，古代的福建青山绿水，森林郁郁葱葱。事实并非如此。清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，福建巡抚潘恩榘向朝廷上奏，就说：“福州至泉漳，壤地千有余里，道路山场竟无树木，民间树薪每担贵至百余十文。贫户单寒，老幼悉在山麓堤旁挖取树根草皮，以供炊爨。”可见清中叶闽东南地区就已经童山濯濯。山区的森林系统早就遭受严重破坏。民国《宁化县志》描述时人图利，过度砍伐松杉贩卖，导致宁化超过一半的山头荒芜：“自客商入山，截成连段，不择大小，多多益善。于是四乡之山，强半皆童。”

生逢乱世，张木匋的事业注定失败。河田试验区在人员紧缺、经费拮据的情况下运转了6年，1946年终于寿终正寝，功亏一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木匋调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，又前往宁夏中卫沙坡头进行防沙研究，写下论文《包兰铁路中卫段（孟家湾—迎水桥）沙漠地区固沙造林的土壤条件》，不久调离。1984年，张木匋在兰州去世。他把生命中的黄金年华献给了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，令人敬仰。

文章来源：《环境保护》 网址: http://www.hjbhzzs.cn/qikandaodu/2020/1120/63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