造林理水 修山补海——福建生态文明建设侧记(12)

在蔡襄祠参观的时候，我却听到另一种意见。泉州文物保护管理所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，湿地公园造林是好事，但这种红树林不知什么品种，满江疯长，对古桥的保护产生了威胁，虽然桥边留出了一定的空间，但是没用，种子随潮水到处漂，落在桥墩的缝隙里就长，会损坏文物，他们根本清理不过来。

护桥与种树的矛盾，在泉州媒体引发了一场大争论。有一年，护林员发现桥下一片红树林被砍，向森林公安报警，查明原来是泉州文管所雇人清理的。文物专家说，洛阳桥附近属于保护区，种树违反文物法，还引起河道淤积，严重危及文物安全，古桥比红树林重要得多。湿地专家说，桥下原来就有红树林，20世纪末濒临灭绝，所以现在种树只是恢复生态旧观，河道淤积并非红树林引起，而且红树林属于灌木，根系不会影响桥墩。“桥树之争”持续了数年，文物与生态，如何两全其美，考验泉州人的智慧。

洛阳江口人工造林大获成功，实在是一件幸事。红树林对纬度、气温、盐度、潮汐、泥质都很挑剔，造林的难度很大。20世纪末，红树林的生态价值引起全社会重视，福建沿海地区就掀起了造林的热潮。据厦大王文卿等的调查，从1995年至1998年11月，福建省共造林593.3公顷，实际成活率326.7公顷，考虑到有些新种苗木还没有过冬，其存活率可能更低。他举例说，1998年5月，厦门在大嶝、西柯等地分别造林23.3和2.7公顷，验收时长势极佳，报纸、电视都做了报道，但是到年底西柯的苗木已经全部死亡，大嶝仅存0.2公顷，并且生长很差。

莆田以北，适合种植的红树植物只有耐寒的秋茄一种。2016年初，在莆田湄洲岛西南我看到了一片红树林，个头矮小，稀稀拉拉。当地朋友告诉我，湄洲岛原来有红树林的，生长得也不错，但是因为附近缺乏河流，海水盐分较高，种植的苗种不大适应，生长缓慢。

宁德市的红树林全部是秋茄，据《宁德地区林业志》记载，20世纪50年代红树林面积高达数千公顷，70年代还有700公顷左右，但2005年调查的数据只剩下93.2公顷。福鼎市既是天然秋茄的北界，也是我国天然红树林的北界。浙江的红树林全为人工引种。

红树林在宁德市迅速消失，除了围海造地、海水养殖等原因外，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是大米草（互花米草）的危害。大米草1980年从美国引进，目的是防浪护堤、促淤造陆，没想到它繁殖速度惊人，占据了三都湾、福宁湾、牙城湾大面积潮间淤泥海滩，致使大片红树林因空间被挤占而消亡。实际上，从南部的云霄县，直到北部的福鼎市，福建海岸线上的所有红树林都深受大米草入侵、蚕食的危害，闽东尤烈。

单纯从风景看，连片的大米草也很优美。前些年去霞浦的东冲半岛，我第一次看到三都湾的大米草，正是涨潮时分，青枝绿叶，一碧万顷，在风中微微起伏，宛如坦荡无垠的海上草原。看来，红树林与大米草，“海上森林”对决“海上草原”，已成为塑造福建生物海岸景观的正邪两大力量。

刘五店是一个古渡口。从泉州到厦门的古道，一般在翔安区的刘五店村换船，过渡到厦门岛上的五通村。刘五店斜对面有座无人岛，叫鳄鱼屿。几年前我曾登上鳄鱼屿，岛上浓荫蔽日，还有一片小小的红树林。沙滩边的简易房屋住着人，从事水产养殖。面向大陆的岬角堆满了石料，像是准备建设码头、护坡。海上风平浪静，没有渔船捕鱼。

鳄鱼屿附近的海域很浅，早年海底是一片沙滩，沙粒间生长着一种半透明的小鱼，两头尖细，被人形象地称为“扁担鱼”，通称文昌鱼。文昌鱼有点像银鱼，体长从2厘米到5厘米不等，差不多1万条才凑成一公斤。从前，刘五店人摇着小船，用铁铲从海底捞起一堆沙，倒在木板上，再舀海水冲走沙子，留下细细小小的文昌鱼。

厦大生物系金德祥、郭仁强1953年发表的论文《厦门的文昌鱼》说：刘五店有418人依靠捕捉文昌鱼过活，4小时能捕捞10斤左右，年产量约35吨，在本地销售，干制品则销往印尼、新加坡。卢嘉锡先生研究过文昌鱼的营养，认为与一般鱼类相当。

刘五店的渔民世世代代捕捉文昌鱼，煮酱油水或炒蛋下饭，一点不觉得稀奇。实际上，在厦门的传统名贵鱼类里，虾米般的文昌鱼根本排不上号。厦门大学成立后，重金聘请了一批国外学者任教，其中就包括生物系的美籍动物学家S.F.赖特教授。赖特惊奇地发现，文昌鱼在厦门烂贱如泥，1923年，他在美国的《科学》杂志予以介绍。

文昌鱼属于脊索动物，是现存最接近于脊椎动物的无脊椎动物，是动物演化史上关键的一环，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。在厦门文昌鱼被发现之前，中国的学术机构向美国购买文昌鱼标本，每条需要美金两角。尽管世界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文昌鱼，但数量稀少，非常珍贵。谁也没想到，在刘五店23平方公里的海域里，居然形成了文昌鱼渔场，产量以吨计算。这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文昌鱼渔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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