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时期大巴山地区的涉林碑刻初探(2)

查究形成乾嘉时期前后碑刻叙述方式变化的原因，与乾嘉及以后巴山地区的人口大增长有关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记载，巴州（今巴中市）为中州，人口四万一千五百一十六，通江县则为下县，人口应该更为稀少［3］（P2223）；而陕南大巴山地区尚未单独设县。直到乾嘉年间，情况大为改观，当时四川平原、丘陵区已然人满为患，大批汉族流民开始进入四川的边缘山区并向外省迁移，北部的大巴山区即是其中的流亡场所之一，如陕南的巴山地区在“嘉庆年间增设定远一厅，流民垦荒开山附籍者增至十余万户”［4］（P125）， 同时外省农民“侨寓其中，以数百万计”［4］（P118）；据《中国移民史》统计，“嘉庆中期四川的人口已经达到了明代四川人口峰值的4倍，清代末年，四川人口已增至明代人口峰值的9倍多”［4］（P128）大巴山腹地通江县的人口从嘉庆十七年到1953年，年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14.3‰。

这种因人口压力过大造成的生态危机在山区的开发过程中愈演愈烈，为了生存和利益，一场以林木为中心的乡民之间的博弈也就在所难免。

二、碑刻的设立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

传统乡规民约的生效通常是国家政权、乡村精英阶层及乡民合力的结果，“任何一方力量的缺失或定位错误都会阻碍乡规民约的发展，并最终导致乡规民约的流产和失败”［5］。作为有关林木乡规的涉林碑也是在多方力量的互动中形成的，这从涉林碑的立碑主体中即能窥得一二。

(一)官方刊刻

官方刊刻即是官方撰写并刊设的碑刻，是官方意志的直接反映，在笔者所搜集到的大巴山涉林碑刻中，这类碑刻共计5通，仅占总量的10%左右。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：通江县宋代璧州刺史马翔的《森报国》，其文倡导以森报国，并称“君子有植护而绿君，国无绿不称君也”，将植（树）保（林）划归为报国之道；明永乐四年通江县长胜乡采办皇木的采伐碑，其文称“前在白崖山场内采办堪中楠木十筏”［6］（P137），明清时期国家在西南地区大量采办皇木，时通江县即是重要的采办场地之一；永乐十七年通江县杨柏乡立有官府为保护黄古树设立的禁伐碑，碑文载：“严禁偷窃，如有砍伐，撤示众牌，执公呈官”［1］（P48）；乾隆五十六年为保护剑阁名山——马鞍山古柏神树，官衙刊刻的禁伐碑，碑言“务须严禁毁坏，违者押送公庭，以赁法究”［7］(P160)；光绪八年南郑县官衙为“严加防范，禁止斫伐”碧云庵前的古柏树而刻立禁伐碑。以上5通官方刊刻的涉林碑刻中，3通都是禁伐碑，除了光绪年间的1通之外，其余4通都在宋至清乾嘉年间。乾嘉以后的40通碑刻中，官方刊刻的仅有1通。

（二）官民合刊

官民合刊可分为两个类型：一是民间撰写碑文通过报请官府审批、钤印颁布、径直送官等方式，申请国家权力的介入，求得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；二是普通民众将官方的告示、训令等刊布碑刻。在笔者所收集到的碑刻中，这样的碑只有两通，一是前已叙及的嘉庆二十二年巫山所立之《永安堤告示碑》，乡民将官府所下的批文刊布成碑；二是今通江县诺江镇在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，因“城内居民，每将喂养骡马□□□□荒山地上践踏树木茨草”，于是县衙颁布禁令，“示谕本城军民诸色人等，□□……□护守禁蓄树木，栽培风水”［1］（P25），而居民赛先为了使这则禁令引起军民重视，于是捐钱将此禁谕铭刻成碑，立在了禁护地带。果然自示以后，这里作为城区的风景林木，其后的保护受到了历代官员重视。

相较于同一时期其他地方官方力量在护林上的主导角色，大巴山地区的官方力量参与显然远远不够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两个方面：一是与巴山地区官员对于开荒毁林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，因巴山地处两省交界，其“地方辽阔，路险山深，实有耳目难周之势”［8］(P17)，清中期大量流民涌入，成为白莲教叛乱的渊薮。老林开垦可使得“各山真面目皆出，无部蔽以增其险，奸徒不能藏匿，则又利兴而害自除矣”［9］（P28），因而“山内防维之法”是“以安辑流民为第一要务，流民开山作厂，既各安其业，奸徒即有盗动而各保身家”［10］（P68）。同时“研伐老林木料浮江、汉而下，直达三江五湖”，“可裕国课而济民用”；老林既开，垦荒耕种，又“可养活无数生灵”［9］（P28），因而官府基于地方稳定及地方经济的发展，对开荒毁林更多是抱有积极态度，因而在护林碑的设立方面做得较少。二是与官府对山区的管控不足有关，与平原地区不同，山区地带居民每家每户基本是散居状态，客观上也加大了政府基层管控的难度。

文章来源：《环境保护》 网址: http://www.hjbhzzs.cn/qikandaodu/2021/0506/1366.html